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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新一届省级人大常委会、省级政府领导班子全亮相******

　　随着1月19日青海、江苏、甘肃、北京人代会结束，2023年全国31个省份省级两会全部结束，新一届省级政府、省级人大常委会、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相继产生。

　　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9日选举陈刚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黎明、杨逢春、尼玛卓玛(女，藏族)、刘同德、张黄元、吕刚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吴晓军为省长，王卫东、才让太(藏族)、刘涛、杨志文(回族)、刘超、李宏亚、何录春、王海红(女)为副省长；选举汪洋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张泽军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9日选举信长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樊金龙、魏国强、曲福田、陈星莺(女)、周广智、张宝娟(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许昆林为省长，马欣、胡广杰、夏心旻、方伟、李耀光、徐缨(女)、王晖为副省长；选举夏道虎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9日选举胡昌升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马廷礼(回族)、胡焯、李沛兴、俞成辉、戴超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任振鹤(土家族)为省长，程晓波、张锦刚、赵金云(女)、李刚、雷思维、黄瑞雪、陈得信为副省长；选举王赋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王中明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9日选举李秀领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齐静(女)、张建东、庞丽娟(女)、闫傲霜(女)、侯君舒、于军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殷勇为市长，夏林茂、亓延军、靳伟、于英杰、谈绪祥、高朋、刘宇辉、司马红(女)为副市长；选举陈健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寇昉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8日选举景俊海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广滨、范锐平、田锦尘、刘金波、贾晓东、郝国昆(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韩俊为省长，蔡东、刘凯、韩福春、李国强、贺志亮、杨安娣(女)、梁仁哲(朝鲜族)为副省长；选举张忠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徐家新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8日选举林武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东奇、孙立成、王随莲(女)、王良、范华平、王艺华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周乃翔为省长，曾赞荣、范波、宋军继、周立伟、陈平、李伟、邓云锋、王桂英(女)为副省长；选举夏红民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霍敏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8日选举张庆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乌兰(女，蒙古族)、张剑飞、陈飞、胡旭晟、周农、彭国甫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毛伟明为省长，李殿勋、张迎春(女)、李建中、王一鸥、秦国文、蒋涤非、周海兵为副省长；选举王双全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朱玉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8日选举祖木热提·吾布力(女，维吾尔族)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宁平、托乎提·亚克夫(维吾尔族)、木合亚提·加尔木哈买提(哈萨克族)、迪力夏提·柯德尔汗(柯尔克孜族)、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明·卡德(维吾尔族)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艾尔肯·吐尼亚孜(维吾尔族)为自治区主席，陈伟俊、玉苏甫江·麦麦提(维吾尔族)、陈明国、孙红梅(女，满族)、刘苏社、薛斌、王刚、麦尔丹·木盖提(维吾尔族)、凯赛尔·阿不都克热木(维吾尔族)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田湘利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迪里夏提·沙依木(维吾尔族)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王蒙徽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艳玲(女)、马国强、刘雪荣、刘晓鸣、胡志强、杨云彦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忠林为省长，董卫民、邵新宇、徐文海、盛阅春、张文彤、吴海涛、陈平(女)为副省长；选举侯淅珉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游劝荣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楼阳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亚、何金平(白族)、李公乐、刘南昌、张建慧、苏晓红(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凯为省长，孙守刚、刘玉江、宋争辉、孙运锋、张敏(女)、郑海洋、杨青玖、刘尚进为副省长；选举曲孝丽(女)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胡道才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沈晓明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军、刘星泰、苻彩香(女，黎族)、孙大海、闫希军、过建春(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冯飞为省长，沈丹阳、倪强、谢京(女)、陈怀宇、蔡朝晖(回族)、顾刚为副省长；选举陈国猛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戴军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贵州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徐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陶长海、王世杰、郭瑞民、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女，布依族)、李豫贵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李炳军为省长，吴强(侗族)、董家禄、蔡朝林、郭锡文、贾利军、张敬平(女)、罗强(苗族)、杨同光为副省长；选举李元平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茆荣华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郑栅洁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陶明伦、何树山、王翠凤(女)、杨光荣、刘明波(蒙古族)、韩军、魏晓明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清宪为省长，费高云、张红文、张曙光、钱三雄、任清华(女，土家族)、单向前、孙勇为副省长；选举刘海泉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田云鹏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王炯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沈金强、屈谦、莫恭明、陈元春、欧顺清、赵世庆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胡衡华为市长，陈鸣波、胡明朗、郑向东、但彦铮、江敦涛、商奎、张安疆、张国智为副市长；选举宋依佳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李永利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刘宁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方春明、张晓钦、黄伟京、卢献匾(壮族)、杨静华(女)、刘有明、周家斌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蓝天立(壮族)为自治区主席，蔡丽新(女)、许永锞、许显辉、苗庆旺、凌志峰、廖品琥、李常官(壮族)、眭国华(女)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房灵敏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黄海龙(壮族)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赵一德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庄长兴、郭青、方光华、李晓英(女)、樊维斌、杨广亭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赵刚为省长，王晓、徐大彤、叶牛平、戴彬彬、窦敬丽(女)、徐明非、钟洪江为副省长；选举王兴宁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韩德洋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黄楚平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宁生、叶贞琴、张硕辅、肖亚非、刘雅红(女)、谭玲(女)为副主任；选举王伟中为省长，张虎、王曦、张少康、张新、孙志洋、王志忠、冯玲(女)、吕玉印为副省长；选举宋福龙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张海波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蓝佛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清宇、贺天才、谢红(女)、王纯、张志川、吴俊清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金湘军为省长，吴伟、刘旸、汤志平、李成林、赵红严(女)、杨勤荣、熊继军为副省长；选举王拥军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冯军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郝鹏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向群、陈绿平、杨关林(锡伯族)、于国安、张淑萍(女)、宫福清(满族)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李乐成为省长，王健、张立林(土家族)、姜有为、高涛、郑艺、霍步刚、靳国卫、郭彩云(女)为副省长；选举刘奇凡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郑青(女)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许勤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永康、贾玉梅(女)、聂云凌、李显刚、谷振春、杨廷双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梁惠玲(女)为省长，王一新、余建、李毅、王秋实、王岚(女)、韩圣健、王刚为副省长；选举张巍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党广锁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梁言顺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尚成、董玲、杨培君、杨玉经、沈凡、沈左权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张雨浦为自治区主席，陈春平、买彦州、吴秀章、王立、刘军、冼国义、马宗保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艾俊涛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安长海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洛桑江村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旦科、坚参、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王峻、张延清、许成仓、江白、唐明英、刘柏呈、李文革、孙献忠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严金海为自治区主席，陈永奇、任维、肖友才、甲热·洛桑丹增、罗梅、张洪波、王勇、郎福宽、斯朗尼玛、韦秀长、徐志涛、龚会才、旦巴、次仁平措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王卫东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次登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孙绍骋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少春、张韶春、段志强(蒙古族)、艾丽华(女，蒙古族)、李秉荣、吴艳刚(达斡尔族)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莉霞(女，蒙古族)为自治区主席，黄志强、奇巴图(蒙古族)、包献华、郑光照、么永波、代钦(蒙古族)、杨进(蒙古族)、白清元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刘爽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杨宗仁(蒙古族)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易炼红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金彪、高兴夫、吴晶(女)、刘忻、赵光君、暨军民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浩为省长，徐文光、王文序(女)、卢山、王成国、张雁云、张家胜、胡伟、李岩益为副省长；选举傅明先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李占国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倪岳峰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董仚生、周仲明、张妹芝(女)、高云霄(女)、吴晓华、陈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正谱为省长，葛海蛟、时清霜、严鹏程、胡启生、金晖(女)、王立彤、董兆伟为副省长；选举刘昌林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黄明耀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天津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喻云林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顺清、赵飞、李虹、张庆恩、马延和、殷向杰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张工为市长，刘桂平、衡晓帆、李文海、朱鹏、杨兵、谢元、范少军、张玲为副市长；选举陈辐宽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李静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周祖翼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联清、庄稼汉、李德金、檀云坤、袁毅、江尔雄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赵龙为省长，郭宁宁、郑建闽、林文斌、李建成、常斌、林瑞良、王金福为副省长；选举迟耀云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金银墙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江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尹弘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殷美根、胡世忠、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叶建春为省长，任珠峰、孙洪山、袁勤华、夏文勇、陈敏、史可、卢小青为副省长；选举马森述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傅信平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王晓晖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雁飞、罗强、祝春秀(女，彝族)、彭琳、宋朝华、王菲、刘坪、何延政、朱家德、何礼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黄强为省长，李云泽、杨兴平、叶寒冰、田庆盈、胡云、郑备(女)、段毅君为副省长；选举廖建宇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王树江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董云虎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钢淼、周慧琳、宗明(女)、陈靖、张全、徐毅松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龚正为市长，吴清、郭芳(女)、张小宏、刘多(女)、华源、解冬(女)、李政、张亚宏为副市长；选举李仰哲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贾宇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4日选举王宁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小三、宗国英、王树芬(女，藏族)、李文荣、徐彬、任军号、罗红江(傣族)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予波为省长，刘非、张治礼、杨斌(彝族)、王浩、郭大进、纳云德(傈僳族)、杨洋(女，彝族)、岳修虎为副省长；选举冯志礼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张应杰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澎湃新闻 记者 岳怀让)

零元员工持股计划激增背后：慷谁之慨，谋谁之利？******

　　低价、低考核的员工持股计划频现，上市公司为员工谋福利愈发“慷慨”。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2022年共有264家A股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同比增长18%。其中，35家公司的员工持股价格不超过1元/股，同比翻番，更有21家公司计划推出0元持股方案。

　　与此同时，市场对于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白送”的质疑声也愈演愈烈。2022年发布0元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中，约半数收到了交易所关注函，要求公司对方案的公平性、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做出说明。

　　员工持股计划是重要的中长期人才激励方式。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不少都缺乏对等的考核和约束机制，侵害股东利益的同时，也未能实现员工普惠，成为了少数人攫取利益的手段。

　　员工持股再成香饽饽

　　员工持股计划是公司稳定人才队伍、优化治理结构的重要工具。相比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的覆盖范围更广，所受监管更为宽松，在定价、业绩考核、锁定期限上更具灵活性。

　　2014年6月，证监会首次发布规范员工持股计划的指导意见，点燃了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情。2015年全年，共有277家公司发布员工持股计划(以董事会预案日统计，下同)，掀起A股第一波员工持股计划的高潮。

　　然而，第一波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浪未能延续。伴随着牛市行情的结束，发布预案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减少。2019年全年，仅有101家公司推出预案，较2015年下降了63%。直到2020年，上市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情才逐步恢复，2021年发布预案的公司数量再度突破200家关口，2022年这一数字进一步提升至264家，逼近2015年的峰值。

　　从高调亮相到少人问津，到再成香饽饽，参与者持股收益率的涨跌，或许是员工持股计划受欢迎程度几经变化的重要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内，“认购即被套”、“专坑自己人”成了员工持股的标签。根据记者的统计，2019年之前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中，实施一年后出现浮亏的占比高达2/3，约15%的公司股价直接腰斩。部分以信托计划方式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因存在一定杠杆，股价的下跌一度引发多家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爆仓”，导致参与的员工血本无归。

　　2019年是员工持股计划整体盈利与否的分水岭。记者统计发现，2019年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中，一年后浮亏的比例下降至31%；而在2018年，这一比例高达68.8%；2020年和2021年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六成以上在一年后维持浮盈，员工持股计划不再是参与者的负担(图1，见A1版)。一定的获利空间可以保障员工持股计划发挥激励和福利作用。

　　与员工持股计划数量稳定增长不同，2022年A股股权激励计划同比下降了8.41%。荣正咨询资深合伙人何志聪认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增加也与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上市公司面临业绩增长压力和留人的困境，常规股权激励计划有刚性要求，包括定价和业绩考核等，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激励效果。”

　　“骨折方案”激增 渐成福利方案

　　除了受市场环境影响外，员工持股方案中股票认购价格的变化，对收益率的高低起到了关键作用。

　　以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的拟发行价与董事会预案日前收盘价的比值计算折价，2015年至2018年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平均折价幅度均在10%以内，2020年后折价幅度均超过30%，2022年达到38%。也就是说，2020年后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员工平均可以六折至七折的价格买入(图2)。

　　2020年之前，员工持股计划的定价通常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或回购股份均价为基准，给予少量折价。近三年员工持股定价方式更趋灵活，购买折价率越来越高的同时，“骨折价”的员工持股计划数量急剧增多。

　　2022年，共有35家公司推出1元/股以内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其中21个员工持股计划出现“0元购”(表1)。如果没有对等的考核和约束机制，这些员工持股计划就彻底失去激励效应，成为完完全全的员工福利。

　　有上市公司表示，从员工激励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可能使得员工无法取得与其业绩贡献相对应的正向收益，同时额外的出资成本也可能导致优秀员工放弃股份奖励而要求等额现金奖励，最终导致激励效果欠佳。出于参与主体激励作用最大化目的，公司选择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

　　白菜价方案，慷谁之慨？

　　根据规定，用于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主要源自上市公司回购、二级市场购买、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赠予四种方式。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回购是当前最常见的选择。在2022年发布草案的员工持股计划中，股票全部或部分来源于上市公司回购的占比73%。

　　从这一层面来说，回购型员工持股计划的成本由上市公司负担。然而，有些自身盈利情况堪忧的上市公司仍斥“巨资”回购股份，再以低价或零对价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不符合员工持股计划所倡导的公司、员工、股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发现，在2022年受让价格折价幅度超过50%的员工持股计划中，16.2%的公司2021年净利润亏损，有的甚至已连亏多年。此时推出低价的回购型员工持股计划，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公司成本，使公司业绩雪上加霜。

　　2022年12月，首航高科的0元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上以超过90%的反对票被否决。首航高科已连续两年亏损，2022年前三季度仍亏损1.22亿元，加上激励对象此前在二级市场减持的行为，这一员工持股计划被投资者质疑有掏空公司之嫌。同月，另一家推行0元员工持股计划的金盾股份，虽然股东大会上表决通过，但中小股东投下反对票的比例达67.89%。

　　因推出“骨折价”员工持股计划遭受质疑的不乏白马股。2022年9月，中炬高新的半价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上被以58.33%的反对票否决，中小股东更是投出了85.93%的反对票。该公司多名董事在董事会表决中也提出反对意见，理由包括该持股计划将为公司带来数亿元亏损、福利性质大于激励性质、控股股东控制权加强进而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等。

　　作为具有福利属性的激励形式，员工持股计划存在一定的折价是合理现象。但如果折扣过高，则难免引发市场对于计划实施初衷和公平性的质疑。

　　利益倾斜之下，谁最受益？

　　与股权激励仅面向董事、高管、核心人员和少数骨干不同，员工持股计划的可参与对象为所有公司员工，具有普惠性。上市公司可自主选择持股计划的覆盖范围，并自行确定各类对象的持股份额及比例，经董事会确认后，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即可。

　　不过，记者梳理发现，部分低价员工持股计划，股份认购比例向董监高群体严重倾斜(表2)。在2020年以来发布的200余个折价率超过50%的方案中，34个计划的高管认购比例超过50%。由于董监高人数较少，这类利益倾斜的员工持股计划容易成为个别人攫取利益的工具。

　　例如，2022年11月发布员工持股计划预案的ST中嘉，7位认购对象中4人为董监高，认购比例高达92%，仅副总裁朱林1人认购比例就高达72.54%，但朱林2022年3月才上任公司副总裁。解锁股票仅设置了个人考核目标，未设置公司考核目标。

　　再如恺英网络，公司在2020年至2022年共发布过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预案日收盘价算，对应市值超过3亿元。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中，董监高认购的总份额占比高达76%，三期受让折价率均超过50%。2022年1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显示，仅董事长金锋一人的股份认购比例就占到当期全部份额的31.63%。与其称为员工持股计划，不如叫作高管奖励计划。

　　股权激励计划对股份转让价格、业绩考核均有明确的要求，而员工持股计划操作更为灵活，员工持股计划向董事和高管群体大幅倾斜，难免引发市场对于公司借员工持股计划刻意规避股权激励中更苛刻的授权要求和更严格监管的猜想。

　　业绩考核放水，激励变成白送？

　　不可否认，上市公司有权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奖励优秀员工，但派发福利不应以牺牲股东利益为前提。尤其对于低价员工持股计划，更应该在业绩考核设置上把好关，设置相应的约束机制。然而，当前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中，相当一部分设置的业绩考核标准较低，指标五花八门，有的公司甚至完全不设置任何解锁考核。

　　在交易所发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关注函中，业绩考核标准的合理性是重要关注点(表3)。2022年，通源石油、福光股份、通达股份等多家1元/股以内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未设置任何业绩考核标准。

　　这些公司在员工持股计划推出前，业绩表现就多数不尽如人意。如通源石油，公司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所回购股份的总费用约为928万元，而公司2021年净利润仅有1458.5万元。福光股份在2020年和2021年已连续两年净利润下滑，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继续下降39%，通达股份2021年净利润更下滑80%。

　　除未设置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情形外，还有一些员工持股计划因考核标准过于宽松受到质疑，其中包括设置的业绩增速过低、选择业绩大幅下滑的年份作为基期、考核解锁标准选用了产能等非业绩指标等。

　　宽松的解锁标准下，顺利完成短期业绩考核目标成为大概率事件。即便如此，有的上市公司在发现未能完成业绩考核目标时，直接下调了考核标准，使本就宽松的考核标准进一步丧失严肃性。记者粗略统计，2022年超过5家公司发布了业绩考核目标调整公告。

　　2022年5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下调2021年6月发布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标准，调整后2022年需达到的净利润标准比调整前减少约36亿元。此前，格力电器的员工持股计划因利益过于倾斜高管群体而备受争议，一度导致股价大跌，此次因没有达到要求而下修业绩考核门槛的举措，更使本就饱受争议的员工持股计划遭受更大质疑，企业公信力受损。

　　暗藏利益输送路径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本意是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不过，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的灵活和监管的相对宽松，在增加上市公司自由度的同时，也为利益输送留下了空间。

　　基于前文提及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争议点，不难勾勒出员工持股计划可能暗藏的利益输送路径：上市公司以真金白银回购的股份实施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并将认购比例向少数董监高倾斜，最后设置宽松的股份解锁考核指标，公司和股东利益受到侵害。

　　从锁定时长来看，2022年实施的高折价员工持股方案中，约有21%的方案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为12个月，其余方案中，绝大多数为三年内分批解锁。整体来看短线特征明显，不利于员工持股计划实现长线激励的目标，也容易在股份解锁后使股价承压。

　　利益输送是监管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面对监管关注函中的质询，不少上市公司给出的回复也模板化、套路化严重，颇有“打太极”的意味，并不能很好地为投资者解惑。

　　例如，某公司在回复交易所关于未设置短期业绩考核目标的原因时称，“公司未设置短期业绩考核解锁目标，更有利于核心骨干员工增加对公司的认可，有利于引导员工持续关注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而非短期业绩及股价波动，有利于实现公司、股东和员工利益长期保持一致的目标，加快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公司及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另一公司在回复为何将受让价格定为0元时称，“公司以0元/股受让公司回购的股份，体现了公司对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不少公司在回复公告中表明，实施0元员工持股计划是参考了其他已实施公司的案例。

　　这些回复显然缺乏事实支撑，不符合多数投资者的认知，难以打消投资者对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动因的质疑，关注函回复仿佛只是走了个过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认为，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并非没有成本，也可能是为公司未来稳定持续运营暗藏了成本，其中就包括少数内部人侵占外部分散股东利益合法途径的行为。

　　针对目前在A股出现的0元员工持股计划，郑志刚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还原员工持股计划的原本设计激励初衷，使激励员工不仅付出持有成本，而且需要设置严格的解锁条件；二是通过在股东大会表决上设置更高的通过门槛，赋予小股东阻止利益侵占和输送的可能和途径。

　　荣正咨询何志聪表示：“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看，人才激励应该更多包容，更多个性化特点，而不是风险。在制度设计和监管层面，主要防范利益输送的风险，比如实际控制人是否能参加，高管是否能大比例参加，如果是奖金换股，对提取奖励的规则应进一步披露信息。”

　　“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应以公平性为前提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这些年，腾讯、京东、小米等大厂常常斥资上亿元进行员工股权激励，甚至直接向员工派送股票，壕气十足。员工心满意足，看客心生羡慕，这一股份奖励多被解读为关怀员工，实现利益绑定和共赢的治理方式。

　　反观A股市场，自2019年三七互娱首次推出0元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关于员工持股0元购的争议始终不断，优质的龙头公司也难以幸免。同样是上市公司推行员工福利，舆论为何两极分化？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员工持股计划受到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低价或是0元本身，而是计划的公平性。

　　首先，方案本身是否公平。以腾讯为例，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以重点激励和普惠奖励相结合，2020年至2022年共推出了10期员工股份奖励计划，授予人数最多的有2.97万人，占全部员工人数比例超过20%，授予人数最少的也有2400人，且均为非关联人士，即不包括董事和主要股东。

　　而A股上市公司近三年实施的1元/股以内员工持股计划，授予人数占员工总数的平均比例约为6%，董监高平均认购比例22.5%，倾斜性严重，普惠性较差。这使得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动机受到质疑。

　　其次，方案是否侵害了股东的利益。那些受到市场肯定的员工股份奖励计划，公司长期保持了稳定的业绩增长，并多伴有大手笔分红。股东长期从公司成长中获益，自然更加信任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作用，也更信任公司的治理方式。

　　A股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中，不少公司不仅业绩差、分红少，在业绩考核上也一味降低标准，同时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成长性的预期。

　　可见，大多数股东只要切实分享了企业成长的成果，从持股中稳定获益，就并不会真正在意企业以适当价格向员工发放股份奖励。这样能实现公司、股东和员工的共赢。

　　在政策完善和监管层面，为充分发挥员工持股计划的长效激励作用，避免其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政策应以维护公平为前提，在保持员工持股计划灵活性的同时应适当提高实施门槛。同时，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实施长期计划，以激励和约束对等为原则，完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约束机制，维护市场各方利益的公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